本文探讨了1973年至1994年美国工资停滞的原因。作者驳斥了全球化导致工资停滞的观点，认为NAFTA和中国加入WTO的影响有限。更早的停滞期（1973-1994）与生产力下降相吻合，但其根本原因尚不明确。文中分析了多种可能因素，包括通货膨胀、去工会化、金融化、以及与欧日贸易竞争，但这些因素都无法完全解释长达二十年的工资停滞现象。作者认为，这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但仍需要更简单的解释来解答这个谜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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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挑战了流行的观点，即全球化和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制造业衰落和中产阶级空心化。作者认为，尽管中国冲击确实损害了一部分制造业工人，但其影响被夸大了。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实际上一直在增长，并且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而非仅仅是贸易逆差。作者呼吁理性看待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，避免被错误的叙事所误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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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所有经济记者都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：声称进口商品会减少GDP。实际上，GDP衡量的是一个国家边界的生产总值，进口商品不在此列。虽然进口商品会影响净出口，但其对消费或投资的影响会抵消这种影响，因此对GDP没有净影响。这个错误可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制定，例如导致了基于错误理解的贸易关税。作者提出，虽然进口激增可能与GDP下降同时发生，但这可能是由于测量误差、企业将资源从国内购买转移到进口囤积，或进口掩盖了预测情况等原因造成的，而不是因为进口本身减少了GDP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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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探讨了美国在无人机领域落后于中国的原因，以及如何重新取得领先地位。文章指出，尽管美国在军用无人机领域曾占据主导地位，但在消费级和商用无人机领域，中国的大疆公司凭借其价格低廉、性能可靠的产品迅速占领了市场。文章认为，美国需要发展自己的无人机产业，并利用自身在软件和开源开发方面的优势，增强无人机的功能，以确保国家安全和技术优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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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探讨了中国大量出口商品的原因，提出了六种理论：经济刺激、产能过剩/消费不足、比较优势、强制去工业化、习近平的科技历史理论以及战争准备。作者认为，这些理论并非相互排斥，中国领导人的目标可能是战争准备、产业政策、强制对手去工业化以及应对经济衰退的综合体。自然因素，如中国经济衰退和制造业向中国的长期转移，可能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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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认为，在日本感受到的排外主义比实际情况更严重，这可能是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造成的。他指出，日本是一个非常排外的国家，但这种排外主义往往是微妙的，不太可能以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。他还认为，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的事实可能会让外人感到被排斥在外，而语言障碍可能会使日本人难以与外国人建立联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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